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

一是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咸丰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

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老九必请假回家一次，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

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遭至物议沸腾。

他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8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十三万多平方米，长六百米，宽二百三十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同时，老九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担当、毫不在乎之态。

第二，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老九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中（长沙）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传说，老九花八百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老九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五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三百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一千七百两不算为过，一年是二万一千四百两，六年下来便是十二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