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会讲流利的英语，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他决定伪装成一名刚从一次轰炸任务返航途中坠落的荷兰籍机飞行员(外籍飞行员在当时的皇家空军中很多见，他们多数英语蹩脚，而且制服算得上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米兰德兹周边地区的空军人员对海岸司令部方面的工作情况了解甚少，这样冯·维拉就可以将自己说成是来自“海岸司令部特别混合轰炸机中队”，(这个中队的确存在，但他的基地在阿伯丁，离这儿远的很)这就解决了部队番号的问题。还需要伪装用的制服证件，维拉从三名战俘那儿得到了一套飞行服，一双飞行靴子和一副皮手套。由于时间紧凑，无法伪造更多证件，英国的检查机制并不像德国那样严格，但维拉至少需要一个服役证章，这种证章由硬纤维制成，所以想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但维拉还是弄到了一个用硬纸板做成的足以以假乱真的复制品。

12月20日21时，维拉将一件黑睡衣披上，穿过地道。情况非常有利，正好赶上空袭，灯全部熄灭了，借助黑暗维拉和他的4个伙伴悄悄走到距地道口约200码的谷仓前，互相握手，随后分道扬镳。

由于空袭的进行，维拉不敢继续前进，怕被当成一名德军坠毁轰炸机的飞行员被抓。但直到21日凌晨3点警报仍未解除，维拉不能再等了，他将一份偷来的《泰晤士日报》夹在腋下，走出隐匿处，穿过原野。直至4时30分，他才在附近铁路旁扒上了一列机车。他自称万·特洛上尉，来自一架空袭丹麦返航时迫降的轰炸机，希望赶往最近的空军机场。司机很忙，但将维拉送到了科德纳尔公园车站。车站办公室的办事员直到6点才来上班，这个办事员对“特洛上尉”表示怀疑，他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维拉马上展开他撒谎的特长，大谈飞机坠毁的细节与皇家空军，最后他甚至声称那次“空袭”是为了试验一种新型瞄准器，所以他急于返回机场。那个办事员被说动了，马上给基地打了电话，接了赫克纳尔机场。机场的值班军官很难相信这件事，他在电话里提了许多问题，最后虽然他未听说此事，但还是决定派辆车接走“特洛”上尉。大约7点，之前呼叫的警察来了，但维拉的说谎天赋骗过了他们，当警察要求他出示证件时，维拉十分镇静的回答：

“你们难道不知证件是不许带着飞出去的吗?对于特别空军中队来说，这条规定是最为严格的。”

警察对他的回答很满意，随后便走了。在警察走后5分钟，赫克纳尔机场派的人来了，在前往机场的10英里路上，维拉觉得他完全能偷走一架飞机。但遗憾的是，那个值班军官将维拉接来恰恰是因为他怀疑这一切是假的。原因很简单：一架在黑夜中坠毁的轰炸机机组人员竟然无一受伤!看来维拉的谎撒过劲了，出现了漏洞。询问时那个军官将副官办公室的门窗禁闭，生起炉火，目的是要逼迫这个“上尉”脱下飞行服以露出制服，但狡猾的维拉躲开了炉火。于是那个军官决定与阿伯丁通话核对身份，但通话线路非常糟糕，不久那个军官就恼怒地吼了起来。通话室在墙的另一侧，借助这个机会，维拉匍匐窜过走廊，并飞速向飞机棚跑去。在第二个机棚，维拉找到了一架崭新的飓风式战斗机，他向机师询问了操作要领，并用印刷体在来访手册上签了名(防止德国式签名暴露身份)。然而就在他操弄飞机时，那个军官突然出现，并用枪顶着他让他滚出飞机。显然，与阿伯丁的通话虽然很糟糕，但最终确认了一个事实：万·特洛上尉身份是伪造的。

另外4个战俘，也全部在24小时内落网。他们在斯旺维克被关了14天禁闭，并在监禁的最后一个早晨得知将被送往加拿大。冯·维拉的意志还不是一般的坚强，这次有一个有利条件，临近尚处中立的美国。于是维拉从一个曾到过加拿大的伙伴那了解了大量加美边境的地理环境和风习情况。

1941年1月，维拉被“约克女公爵”号轮船运往加拿大，期间他被特别看守。他曾计划在轮船靠岸时跳海，但他并未在哈利法克斯港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维拉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火车上。维拉所在的车厢有35名战俘和12个卫兵，卫兵每3人站一班岗，分别在车厢的两头和中部，战俘是被押着去卫生间，而且每次仅限一人。如果能顺利从火车上逃跑，那么逃往美国就不会太困难。因为送往的那个战俘营位于苏必利尔湖附近，从哈利法克斯到安大略省只有两条铁路，都毗邻国境线，而且维拉所走的那条经过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铁路会经过据国境线不到30英里的地带。如果能在一个居民分布合理的地段跳下车，就可以在3天内到达美国。问题在于，当时正处冬季，跳车就必须穿外套，而那列火车有暖气，这肯定招人怀疑，而且这会使窗户上的冰熔化而被发现。一个人成功总会与运气有关，这次上帝再一次眷顾了维拉。

1月21日晚餐时，战俘们吃了大量的苹果，但过了量，从午夜开始车厢内排起长队上卫生间，而有的战俘还得去卫兵用卫生间，多数时间只有一名卫兵在车厢内。车内有几个战俘患了病，用外套裹着身子贴着暖气，于是维拉就自然地穿上外套，坐在那里用手抱着头。当卫兵都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