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王一行在淮北只停十天，这十天要做的事太多了。

赈济和工程是基本应灾、救灾事项，巫明丽还有个加项，清丈土地和人口。

随着王襄易、冯爽伏诛，其余名望都“心甘情愿”献出了家产，淮北府的钱银忽然宽裕，赈灾赈贷及以工代赈等事突然就像顺流而下那么容易轻松。

几个赈济点里，在外面上工的流民、哺乳期的妇人和不满七岁之孩童，竟能吃上干饭，民间无不称颂。

有充足的后勤资源，没有了掣肘的乡贤，许知府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流民来了，统计身份信息、安排住所差事等琐事，办得井井有条；洪讯不定，河工水利、防汛防疫，也被许知府未雨绸缪地提前做了应对。

任谁来看了都得说，淮北的应灾做得好。

许知府高高兴兴发挥自己的能力，从京城沿路带出来的士子官吏们也在尽情挥洒天赋。

淮北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考场。

他们手握大量文卷，要查粮仓亏空，要查本地各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要查本地乡望及各路行会势力的罪行，按照律法定罪，若有地方官落网，还要找人或自己顶上，配合知府及其他上峰继续灾后救援。

这是个很大的考场，庞杂、纷乱、多变的人和事像洪水注下一样灌满了他们的人生。

人总是会抱怨怀才不遇、伯乐难寻，如今不过三五日的功夫，巫明丽就再看不见这样的眼神和情绪了。

一个个连轴转的，一天只能睡二三个时辰，累都累死，哪还有功夫感怀。

而他们的能为，在庞大繁杂的事务中，暴露得清楚明白。

就连李琚都忙了起来，每天眼睛一睁，就得履行自己的职责，跟着许知府巡查各处，摆平纷乱。

清芳借一个被抄家的钱庄为底本，起了大雍信行淮北钱庄，专门用于调拨灾区钱银。钱庄背后的国库作为担保，开出的牛皮纸凭证就是有效的流通钱银，等救灾彻底结束，再由国库统一汇兑凭证。如此不需要把现银运进来，就可以快速盘活经济。

巫明丽和田趁月则将本地的情况及皇帝陛下派遣来的士子们的表现仔细记录明白，三天一封发回京城并抄录给张孟达。

无需巫明丽从中转腾，张柱国善于刑狱的优势非常明显，换任何一个上峰来，都会把他放在刑部-昭狱-法曹这条线上。

张柱国哪怕只看同僚们记录的结果，也能从中辨别出冤假藏匿隐情，他有很强的信息整合能力，恰巧和田趁月有几分相似。

田趁月觉得他是可造之才。如此精准的抓漏洞的天分，若用在梳理消息时，该有多么得心应手！他想把老张留在身边做个副手，无奈张柱国的那点儿天赋，都给了刑狱，他也不好勉强。

恰好淮北府负责刑狱讼案的同知舒望青，以包庇贪墨受贿等枉法故，被李琚软禁待张孟达及刺史审议，张柱国是理论上最适合接手这一位置的人。

这就是巫明丽之前反复盘出来的“五成把握”中的一成，还有四成，在其他地方，而最后剩下的五成，就看张孟达和陛下的心意能否顺着这些天的引导行事。

真正的尽人事，听“天”命。

除了应灾事项，巫明丽将清丈土地和人口的事情也顺便安排了。

人口容易清，人总要吃饭穿衣过日子，淮北府造口食凭历，登记百姓的样貌、姓名、籍贯等信息，按凭据发放粮食和工钱。

灾情之中，米粮布药按登记发放，为了那口吃的，人就隐瞒不得了。

土地稍难些，因为土地不会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与人产生交集。

不过在淮北府清丈土地还算简单，此处多平原而少山地，用工部的测绘方法可以估算大多数区域的耕地面积。

估算不到的边边角角，便作为“合理”的“活动”空间。

巫明丽本也没打算将土地清丈到一分一厘都明白，她只打算清到“大概”，能大略给学田、官田分足量，给自耕农每家每户配上足额的田地，剩下的都可以商量。

江南若不是把人逼上绝路，那些肥嘟嘟的大户们多吃一点，多占一点，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人就是这样的，欲壑难填，得陇望蜀，别人都多吃多占，只有我不吃，三代之后这个“我”，也要沦为被吃的一方了。

可是他们是满足了，却使得其他人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可以生存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一旦年景不好，便是民意滔天。

这一次杀人清地，某种意义上来说，算给王朝续命，却只是妥协的续命。

占据九成田地的大户们，有死罪还不愿意献上家产的，死了，死后家产充公的充公，赔偿苦主的赔偿；像娄遇那样识时务的，还留了条小命；又有罪不至死的，保留了相当的家产；甚至还有聪明仁义的，早就捐出存粮，拨人听用，不仅全身而退，还得到了表彰嘉许与赏赐。

巫明丽明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