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志在於利，则惟求苟得。忠言正论，多咈於上意；而佞辞邪说，专媚於君心。

故君子常难进，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虽无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恶乱，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

其纳谏曰：

昔书称成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

汤，圣君也。

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言能舍己而从諫，则不害其为圣也。

及纣为天子，强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纣非无才智也，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言其复谏自用，才智適足为害也。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

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贵则骄心易生，富则侈心易动，一日万机，则不能无失，固当开道而求諫，和颜而受之。

其言可用，则用其言而显其身；言不可用，则恕其罪以来谏者。夫纳忠好谏之臣，初若逆耳可恶，然其意在於爱君而忧国；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顺意可喜，然其情止於媚上而徼宠。人君诚能察此，则事无过举，身享美名。

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其薄敛曰：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人君恭俭节用，取於民有制，则民力宽裕，衣食滋殖，自然乐输租赋，以给公上。

若暴征峻敛，侵夺民利，物力已屈，而驱以刑辟，势必流转沟壑，散为盗贼。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恶聚敛之臣。

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或盘于游畋，或好治宫室，或快心攻战，於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为之敛財以佐其横费。世主不悟，以为有利於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

赏其纳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当怨，而不知其怨归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桥之粟，商纣聚之以丧国，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观之，人主之所当务者，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百王不易之道也。

昔汉高祖去秦苛暴，约法三章，以顺民心，遂定王业。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几致刑措。然则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烦刑也。

况人主之於刑狱，其势不能亲临，则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则权在於狱吏；广侦伺，则权在於小人；肆刑戮，则权在於强臣；通请謁，则权在於近习。

自古奸臣將欲诛锄善人，自专威柄，必数起大狱，以摇人心。

何则？

狱犴之间，其情难知，锻链周內，一繫於吏。及夫奏成狱具，则虽有冤抑，人主何从而察哉？然则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

自三代以还，有天下者数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无事，不见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直以诛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决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意轻重於其间。

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气，而致无穷之福。祖宗所以消恶运、遏乱原者，呜呼，远哉！虽甚盛德，无以加矣！

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为三王祖。汉文帝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天下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然则勤俭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养於上者，盖亦备矣。

然而享国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习以为常，入无法家舱士，出无敌国外患，则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从而导之，於是穷奢极侈，无不为已。

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

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养之具，而以供人主无穷之欲，致人主於丧德损寿之地，而以邀己一时之荣，虽诛戮而不赦，固未足以当其罪也。

昔纣为象箸而箕子谏，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为过侈也，然箕子以为象箸不已，必金为之，金又不已，必玉为之。

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渐也。

至汉公孙弘相武帝，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

当是时，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宫室，为千门万户，由是天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弘犹病其不广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诚能不以箕子之言为太过，而察见公孙弘之大佞，则夏禹、汉文之德，不难及已。

其无逸曰：昔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惧，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国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则逸，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