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时期名人裴秀就是尚书令裴潜魏与灶婢女合生，宋代的名臣陈了翁、潘良贵都是婢女所产。

明御史大夫吉秉中儿子吉之任在游虎丘时迷恋上一官家的奴婢秋香，卖身为奴与秋香接触，这情节看官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后来的小说家们把吉之任偷换成唐伯虎。

清人陶澍与黄氏有婚约，娶亲当日女家悔婚，黄家婢女主动“调包”被陶家娶回而不知。陶澍后来中进士，成为两江总督，这位婢女勇敢地捉住了自己的幸福，不仅告别剩女时代而且搏了个诰命出身。

如此好运气的毕竟少数，大部分奴婢过着“白发盈头，犹是双鬟婢子；青衣半世，然后只影空房”的孤独生活。清代潮阳陈家的家奴金祥在陈家中道衰落之时，非但没有离开而且凭着自己的经营本领帮助陈家再致富，年过四十仍不婚，后劳累而死。金祥是孤身奴仆的经典榜样。

好意外，突然“剩”下了

即使没有贫穷，剩还是不剩，是一种天意，万般不由人。

“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战争这种意外因素往往产生剩男剩女无数。

另外一种意外是中国特色。古制《礼记·内则》：“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这个“有故”特指父母双亲故去，即使婚约在即也不得不推后三年，因为要丁忧三年为孝，丁忧期间结婚或行房事都被认为不孝，皇帝如果要在服阙期间让官员担任公职，那叫夺情。因此产生的意外剩男剩女可算是制度性剩男剩女。

假设某种极端情况，男女双方四位父母相继辞世，订了婚约的男女甚至可能一等十二年。

除此，民间也有不少男女已经订婚，但因对方之变故突然被剩下的案例。元朝留下的部分文献讲了这样的事情，至元七年女伴姨，经媒说合与一男订婚约，但是女子二十四了，对方不来娶，女家一气之下告官。官家判男家结案状抵达到三十天必须娶，否则女家可以别嫁。这算是订妻不娶女为剩。

与之相反，也有女家反悔的。至元六年八月期间，李仲和受了财钱三十五两、红花等订情聘礼，将其女丑哥聘给了郭伯成儿子驴儿，两年后女家又收取石姓家财钱一十五两，召入舍为婿。就这样，郭驴儿被“剩”下了，官家判女方离异赴郭家当媳妇。

这种因为意外，突然剩下产生的民间故事，在明清小说中大量存在，也成为一些说书人极好的材料。

官府安排，靠得住吗？

除了那些独身主义者，大部分剩男剩女还是希望早日成婚过上正常人生活的。

如果遇上好的皇帝，好的制度，剩人们的婚姻问题或由组织来解决。譬如晋武帝时女子十七岁没有嫁，地方官必须充当媒人，给女子找到夫家。

唐太宗真是一个好皇帝，贞观二年下诏：希望州、县官人解决普通老百姓中没有婚嫁的剩人，如果男女自由恋爱，官人不得阻止；对二十岁以上男子，十五岁以上女子，妻丧达制之后的男人和孀居服纪已除的寡妇，鼓励他们结婚；对那些因为贫穷出不起礼聘金的，鼓励乡里的富人资助完婚。

这位明君将其列入公务员的年度考核：“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勤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阶殿失。”

如果细细梳理，“组织”这样急着让剩男剩女们告别单身，并不是从人性中寻找另一个刚性需求出发，而是为了多一个人头，多一份人头税。

汉惠帝这道诏令的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人头税，到了年龄不嫁就要上缴五倍的人头税。以一当五，当然划算！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对那些老无所依的“独”，王朝的体恤少得可怜。西汉是对剩男剩女们比较关心的一个朝代，但在陈谷烂在仓里的文景盛世时也没有给他们发放抚恤金，倒是武帝时有过七次，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的汉宣帝发放过十二次。孤寡老人们或一次得到帛二匹，或絮三斤，米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