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激情也因此暴露无遗。

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