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后的眼光可以看出，战争引发的性恐慌是被极大地夸大了。那些对由轻佻女子或荡妇引出的种种危险喋喋不休的人，不过是在以老套的厌女者的策略--将其国家的衰退完全归罪于妇女的参与，对种种社会失序现象作出反应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每个国家的妇女组织都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时工作中。

就德国妇女联合会(the league of won sasciations)而言，在国家主义方面，与英国的潘克赫斯特夫人(rs pankhurst)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者，从事斗争40年，曾被政府投入监狱，去世时终于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国家利益，曾一度放弃民权运动。--译注领导的女权运动并无二致。妇女的战时工作给一些同时期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另外一些人感到震惊，但它代表了一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回溯到此前的10年。许多作坊和工厂从世纪早期就开始雇佣大量女性劳力，事实上，在法国，战争使女性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到达顶峰。在德国，女性劳力的雇佣数量没有明显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变化。

认为这种变动的社会范式存在破坏道德的危险，实属一种由来已久的指责。

像瓦 尔特·希普(walterheape)这样的反女权主义者，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就曾警告:"妇女的觉醒"将使某些人试图打碎"自然的铁镣"。性道德在战时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有关"战争婴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议论均被大大地夸大了。在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法国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在诸如英国和德国之类的国家中，1870年之后，这一下降现象已受到关注，赞成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首先是指责妇女应对此负责。"逃避生儿育女职责的妇女，"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宣称，"等于是放下手中枪逃跑的士兵。"

悲观主义者悲叹道，战争使许多妇女的婚姻和尽妻子、母亲天职的希望化为泡影。的确，许多男人一去不归，战场上的巨大伤亡令人口统计的金字塔倾斜，造就了数百万的"多余女性"。以德国为例，200万士兵丧生，留下60万寡妇，100万孤儿，以及近150万所谓的"纯真寡妇"(whitewidows)--失去预期中的伴侣的年轻妇女。法国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然而，"新女性"(newwon)--其含义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独立的妇女--并非战争的产物。"新女性"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受到了道德家们的批评。那些对女同性恋之幽灵感到恐惧的人指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不结婚，女人与女人结偶，在美国被称之为"波士顿婚姻"(bostonarrias)。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面前的现实是，她们不得不在职业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

某些倾心于职业而独身的妇女，无疑会发展出种种女性关系的新形式，一些是柏拉图式的，一些则是性关系式的。在19世纪，由于各阶层有各自的观念形态，一些妇女可以设想与其他妇女共同生活。

20世纪的社会不断给年轻人施加压力叫他们结婚，并将同性恋关系病理学化，为此，几乎不能说战争"解放了"年轻妇女的里比多(libido,性欲)。由于受到战争造成的混乱局面的惊吓，评论家们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令妇女获得权利，使男子变得消沉。

他们的第二个噩梦是种族隔离将被打破。一种战争期间浮现的恐惧，即黑人男子会强暴白人妇女，是当时男性心理状态外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如同在某些欧洲殖民地或美国南部，许多白人少年的第一次性经验是从黑人女孩那里获得的。

人们希望年轻的白人男子在性方面应活跃些，而与此同时，白人妇女则应严守贞操。这种战时对种族问题的着迷，只有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风起云涌的第一次非殖民化运动和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大规模涌入北方各州所引起的种族关系的紧张，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种种私刑在生活着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国南部的出现，是这些种族恐惧最为引人注目的证据。1909年，《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评论道，欧洲人现在才意识到听任其女儿与黑人交往的危险。"长期以来，在一些德国城市中，白人女孩与美洲和非洲的黑人手挽手招摇过市，成双成对地出入饭店、咖啡馆和剧院，已成为司空见惯而令人厌恶的景观。"人们相信，妇女与非白种人是不服约束的。

战争确实改变了男人，但改变的程度并不像那些制售恐慌的人所预言的那么大。士兵们表面上夸示着自己的粗鲁和鄙俗，但信件和日记却揭示出他们的许多拘礼之处和回归家园、回归家庭生活的渴望。许多男人，诸如被打发到布列塔尼团的普罗旺斯人，并未在部队中发现那种被大肆渲染的团结和兄弟情谊。传说中的隐藏在战壕中的同性间的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