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南雄放火并打开城门，满清军主力拥入。守城六千余名将士死战殉国，城内居民被屠戮殆尽。大约有两万人被屠杀。史称南雄之屠。

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乾隆十八年《南雄县志》)

参考文献：“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庚寅之劫（又称广州大屠杀）

庚寅之劫，指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庚寅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清朝军队在广州的屠城暴行。

当年公历11月24日，清朝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的清军（汉军镶蓝旗）在围城近十个月后，经过惨烈的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终于攻破广州城，随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居民进行了长达十二天的大屠杀，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死亡人数根据收尸的和尚统计至七十万。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认为“七十万人”显然不可信，因为明末广州府十三县人口总共才40万人。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40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

参考文献：“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死难10万至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art art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潮州之屠

潮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九月十四日），满清“靖南将军”哈哈木在广东潮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根据《平南王元功垂范》等记载，1653年九月，是年满清“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李定国兵败西撤后，郝尚久势单力薄。满清军队在包围潮州一月有余之后，攻陷府城，郝尚久自杀殉国。满清军屠城，斩杀无算。大约有十万人被杀，史称潮州之屠。

参考文献：“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西南

四川大屠杀

清军入关后的1647年在四川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根据近年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300万，而被张献忠杀害的至多只有14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30-40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

南明隆武二年( 1646 年)至永历十九年( 1665年)十一月，张献忠阵亡，满清开始侵入四川。同年满清政府贴出公告:“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面对四川人民顽强不屈的抵抗，此后满清用了近20年时间始占领四川。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1660年，成都沦陷;1663年，重庆沦陷;1665年，南明下川东战役失利，全蜀沦陷。四川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满清“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孝庄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约5，400，000人遇难。最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后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