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求战役激战正酣之时，四川的宋军将领都接到了来自临安的诏令——免去刘雄飞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之位，由欧阳轩接任四川制置使。对于此任命，霹雳军系将领的第一感觉便是公正虽然姗姗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川中其余诸将也并未感到意外，毕竟霹雳军实力已是川中翘楚，欧阳轩也是战功卓著，担得起这个职位。

对于这个诏令，刘雄飞并没有感到意外。对刘雄飞来说，青居大败颜面扫地，蒙军趁势反攻一路攻城掠地，自己在川中已是威信全无。眼下战局日危，四川制置司又缺兵少粮。他每次调兵各地守将多有搪塞应付，特别是霹雳军更是我行我素，加之朝堂又多制肘与指责，早已是心生疲惫。此次朝廷将其召回临安，其虽有失落却有如释重负之感。

欧阳轩对此任命并没有感激，只有一丝微微的惊讶。明眼人都能看到，在当下四川战场，霹雳军实力已是首屈一指。有没有临安的任命，都不会改变欧阳轩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感觉宋理宗的此诏一反常态。据余柱传回来的消息，入侵流求海匪的背后主谋可能并非蒲寿庚与泉州赵氏皇族那么简单，其背后甚至有临安后宫影子。要说宋理宗对此事一所无知，绝不可能。

宋理宗关心的绝非天下百姓福祉，而是赵氏天下的安危。自收复潼川府路之后，霹雳军的低调已经隐藏不了其实力，已引起宋理宗的戒心与忌惮。一定程度上，抵抗蒙军与防止霹雳军坐大，已成为其四川战略的重中之中。在他的眼中，四川落入蒙军手中和被霹雳军控制，并没有太大区别。

霹雳军从临安内廷得到消息的表明，贾似道建言委以欧阳轩主政四川，以霹雳军阻挡蒙军攻势，倒是说服了宋理宗。但临到起草诏书时，理宗又反悔了。除了泉州宗族走了后宫路线，各个嫔妃的哭啼告状外，也因为他实在不甘心四川变成又一个播州，将赵氏家业轻易拱手让出。

欧阳轩刚接到这个诏令时疑惑，但联系到前后两个消息，心中便释然了。这前一个消息是东川元帅府的蒙军直逼涪州，其前锋甚至出现在了夔州附近。青居城之战及接下来的连续败仗，不仅让刘雄飞丧失了手下过半精锐，更让士气日益低迷。在蒙军攻势面前，不少州县的宋军闻风而逃。要不是倚仗险峻的山川地形，夔州路的半数州县早已被蒙军夺去。

这后一个消息是两淮战局危殆。李璮叛蒙之事之初，朝廷派了在两淮前线的夏贵趁机攻击蒙军。开战之初，蒙军被李璮所牵制，夏贵自持勇悍横冲猛打，也夺得了大片土地。只不过好景不长，蒙军围了李璮便调头过来对付夏贵，直打得他一败千里，不仅将夺得的土地全部丢失，还损失了数千精锐和徐州等十余个州县。领军剿灭李璮的蒙军诸王哈必赤和大将阿术甚至放话出来，要直捣临安。

实际上，欧阳轩的判断并没有错。正是因为战局的糜乱，才让宋理宗又有了“恩赏”欧阳轩之心。眼下两淮战场危局，荆襄战场也吃紧，这两个战场的宋军自身都难保，根本调不出兵来支援四川战场。但四川战场又实在太重要，一旦蒙军控制了夔州路，后果不堪设想。到时侯不仅是四川保不保的问题了，而是意味着赵氏江山的覆灭。如果说任命欧阳轩为四川制置使是一杯慢性毒剂的话，那么丢掉四川便是一杯立刻要人命的鹤顶红了。

真正让宋理宗下定决心，是他得到的欧阳轩连续杀掉蒙古使者的消息。这个消息在临安朝中引起了两种意见截然的评价，抗蒙强硬派纷纷叫好，认为对付蒙古人就应该这样。另一派则以读书人为主，认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欧阳轩做法实在与野蛮无异，实在是有辱斯文，实在可耻可叹。

对于四川战局，蒙军之中也有明白人。刘整、纽璘等人虽然屡战屡败，却也极力劝说忽必烈招降欧阳轩。汪惟正、钦察也是霹雳军手下败将，却也输得心服口服。相反，杨大渊、张大悦、蒲元圭等将领却极力反对，一方面他们怕欧阳轩归蒙之后，地位凌驾于他们之上，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都有子侄死在霹雳军之下。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也可以造出火器，与霹雳军再决高下。

忽必烈十分信任钦察，也对刘整意见十分重视，便同意招降霹雳军，对欧阳轩开出的价码也让汪惟正、杨大渊等人眼红——四川路总管，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欧阳轩怎可能降蒙？面对接连而至的三批蒙古使者，欧阳轩只有一个回答——绝不可能。他还告诉使者，如果蒙古人不退出汉地，霹雳军将与之不共戴天，绝对会不死不休。

欧阳轩其实并没有下令杀掉蒙古使者，即便其中随行的还有几个汉奸。欧阳轩虽然抗蒙态度坚决，但并没有虐待蒙古使者，只是为了防止其打探情报，将他们限制在客馆不得外出。在生活上，也是一视同仁向其提供了食宿。至于这些使者能不能习惯粗茶淡饭，便是他们的事了，毕竟霹雳军官兵一致，欧阳轩所食也是如此。至于杀掉使者的传言纯属无稽之谈。霹雳军将这些使者礼送也了控制区。霹雳军控制区之外，土匪多如牛毛，恨蒙军的人也多如牛毛。这些使者横遭不测，关霹雳军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