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任大国，

我是一位落魄的中年作家。

在小也六岁，庆宁三岁的时候，我离婚了。

我记得，签离婚协议的那天，下着小雨，我和她在商场内买完东西，就在一楼的咖啡厅避雨。

那天，我状态很不好，一直没怎么说话，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又被退稿了，我到底写的哪里有问题？而且，身体也不舒服，腹部总是隐隐作痛，之前去了医院检查，但结果还没出来……

我表现的很沉默，但这一点也不奇怪。

对于一位中年男人来讲，工作和收入，就是撑起腰板的脊梁，人混得不好，总会表现的很沉默。

不过，令我很奇怪的是，那天她竟然也很沉默，这挺反常的，因为在婚姻的最后几年中，她给我的记忆都是很忙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着信息，打着电话。

一杯热饮喝完，室外的小雨还没停。

她突然跟我说：“单位有一个不错的机会，我要去国外。我们……离婚吧。”

我懵了，心里有一种既意外，也不意外的感觉。

结婚前，我们同处一个，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结婚后，我选择了自由职业，在家写作，而她却选择在外企一点一点打拼。

一个节奏总是很快，一个总是很慢。

再抬头时，她变成了外企的区域负责人；而我一事无成，没名也没钱。

报团取暖，变成了一枝独秀，婚姻关系失去平衡，离婚也正常……

她明显是有准备的，说完话，就从包里拿出了离婚协议。

我不想表现的很惊慌，很卑微，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遇事情，会先在自己脑子里想无数遍的人，心里一旦有了决定，很难更改，即使那天我跪下求她，也挽留不住什么。

我自认为很冷静的问她：“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话音落，她有那么几秒的些许停顿，似乎在思考。

我立即说：“你平时太忙了，去国外还要拼，也没时间管他们。两个孩子还是跟我吧。”

她又停顿了几秒：“那我出抚养费，净身出户。”

我倔强的说：“不用抚养费，他们姓任，我能养。”

她听到我这么说，脸上流露出了很不满的表情：“任大国，为什么你可以做到，天天被出版社拒绝，却又活的这么倔强呢？！”

我很窘迫的看着她，轻声问道：“那我给出版社跪下，他们就能收我的稿嘛？在这一刻……我服软，还有用嘛？”

她扭头看向窗外，没有回我。

……

婚姻，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务。一张纸，可以让两个原本陌生人，同处一个屋檐下，极尽亲密；而另一张纸，又可以将这种亲密顷刻间斩断，从此相逢是路人。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她晚上就要走。

原本我们约定好，中午一块去幼儿园，接小也和庆宁出来吃个饭。但临到幼儿园门口了，她却不敢下车了，只躲在车内看着两个孩子哭。

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她那样哭过，甚至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都没掉眼泪，也只请了一天的假。

我真的能理解她的心情，此刻想走是真的，对孩子的爱也真的。

人这一辈子，有人活父母；有人活孩子；也有人活钱活权，活自己。这种种选择，本身谈不上那个更高尚，那个更卑劣，也没有对错一说。

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就譬如我……一直扑街，还t一直想写。

离婚了。

我本以为是一个中年男人的重生……但没想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她走的那天，我接到了两张纸。

一张离婚证。

一张医院的诊断书。

肝癌中期。

我再三确定，但这真t的不是重生，是要我托生。

那天傍晚，我如行尸走肉一般，从幼儿园接俩孩子回家。

路上，他们问我：“妈妈是又出差了嘛？”

我大脑嗡嗡作响，双腿都使不上力气，但还是幼稚的骗着两个幼稚的孩子：“对，她出差了，去挣大钱了，不出意外，你们以后富二代。”

两个孩子并没有多高兴，尤其是还不到四岁的庆宁，她一直低着个小脑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的这两个孩子，小也确实是更傻一点，也好骗一点；而庆宁看着憨乎乎的，很开朗，可实际上她的性格很敏感。

那天傍晚。

我坐在破旧的椅子上，一边笑着应付着聊闲篇的邻居；一边用手紧紧的捂着裤兜里的离婚证和诊断书。

癌症！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我看着两个孩子在小区院中，与一群小朋友玩耍，神情恍惚，万念俱灰。

他们还这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