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日议论的主题上，问道：

“今敌在义州，作何筹划？”

蒋德璟则是回奏道：“义州距锦州九十里，锦州距宁远六十里，宁远入山海关至京师近千里。

北骑在沉阳相距甚远，决不从关内来。

只恐占住义州，径至大宁(在今内蒙、辽宁边境)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蓟(镇)犯宣(大)，却是可虑。”

蒋德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他否定清军攻取义州意在拿下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进而威逼宁远的战略意图，过于武断。

毕竟按照清军前几次入塞掳掠，都是这般行动的。

崇祯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领，纠正道:“里数亦不许算，只说目前要领。”

蒋德璟似乎提不出什么“目前要领”，又重提练兵，大体是兵要精、饷要足、将要强之类。

这次御前会议反映了廷臣对于清军在义州的军事行动束手无策。

蒋德璟的泛泛而谈虽也触及时弊，但难以操作，不能解决辽东的实际问题。

相比于杨嗣昌能给崇祯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些大臣全都是再大面上说，具体操作都无，着实是让崇祯对他们欢喜不起来。

内阁成员的表现，也不是很好，让崇祯极为不满意。

自从温体仁被罢官后，内阁首辅的职位先后由他的亲信张至发，薛国观担任。

他们推行的都是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政策，媚上妒下，排斥异己，许多人都获罪而去，朝政越发的混乱。

张至发之前的阁臣相继离去，才得以升为首位，成为阁老。

如此并非是皇帝对他情有独钟，而是政坛一向有所谓的“传衣钵”的传统。

类似师徒传承的意思。

一切按照上一任既定方针办，张至发继承温体仁的衣钵，是在意料之中的。

他作为温体仁的亲信，没什么自己的政见，只是在那个配合温体仁。

当温体仁遭到弹劾，他便挺身而出辩护，但是张至发本人奸佞无才，才智机变根本就比不上温体仁。

当然导致张至发的下台是因为猪队友。

吏部尚书田惟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被揭发。

张至发看到此疏，立即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预先作好准备。

不料田惟嘉弄巧成拙，不待皇帝把杨士聪奏疏批转内阁，他就迫不及待，上疏辩解，一下露出了马脚。

对于奏疏极为细心的崇祯立马就看出内阁与吏部串通作弊的蛛丝马迹，下旨要田惟嘉举实回奏，不许掩饰。

崇祯查明情况后，不仅罢了田惟嘉的官，还由此迁怒于张至发。

张至发的下台并非仅仅因为此事，据大理寺副曹荃揭发，内阁中书黄应恩接受贿赂的种种丑闻，无不牵连到张至发。

张至发接连不断上疏为自己和黄应恩申辩，崇祯仍把黄应恩下狱论处。

至此张至发已觉察到皇上对他失去信任，便自我解嘲地三次上疏辞职，崇祯顺水推舟予以照准。

尽管张至发的辞职奏疏上没有只字提及身体有何不适，崇祯却批准他“回籍调理”，以一种体面方式患政治病罢了他的官。

这一政坛逸闻一时传为谈笑，多讽刺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任内阁首辅不到一年，代之而起的首辅孔贞运，柄政不过两个月就被刘宇亮取而代之。

刘宇亮因自请督师失职，也被罢免，代之而起的是薛国观。

崇祯是把薛国观当成温体仁的影子来对待的，薛国观果然没有辜负温体仁的期待，全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政策。

薛国观虽然是温体仁的影子，但才智操守远不及温体仁，崇祯对他由信任备至渐渐产生怀疑，发觉其奸诈。

崇祯接见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薛国观推卸责任，把廉政的责任统统推到厂卫身上，假如厂卫监督得力，朝臣怎敢如此？

在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汗流浃背，对他在陛下面前如此挑唆恨之人骨，于是专门侦察他的阴私秽事。

薛国观本极贪鄙，要查其秽事易如反掌。

这些秽事经由东厂太监王化民之口，传到了崇祯的耳朵，由此崇祯对薛国观的宠意渐移。

这时又有一事激怒了崇祯，由于财政人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

他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非皇上独断不可。

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神宗生母